美国高知组成的新右派究竟相信什么？

记者James Pogue在名利场中发表文章，他参加了一个由彼得·泰尔赞助的，名为全美保守主义大会的活动，一些泰尔资助的一些政治候选人包括JD万斯出席这次活动。作者发现，由他们代表的新右派与QAnon和特朗普主义有些不同。这个群体现在由许多时髦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以反对进步派为纲领，并认为美国已经被一个黑暗的政权控制，要真正做出改变需要重大的灾难或一个独裁的领导人。

那是奥兰多的万圣节，我们挤在一辆车上，从希尔顿酒店出发，前往路边的一个余兴派对，为一个名为全美保守主义大会（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的最新一期会议的第一个晚上画上句号。至少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场会议中的实际事务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在美国生活失去控制之前，如何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提醒。

有人在开玩笑，也可能是在提严肃的问题，主题是关于跟在我们后面的一个人是否是联邦调查局的。我偷偷地对他给我的名字进行了几次搜索，当我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搜索结果时，我感到很惊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超级爱保密的加密货币人士；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在周围游荡。但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这些人都是习惯于守口如瓶的人。

一个叫阿曼达·米利厄斯的黑发女人对我说：“不要在这里耍我，”她有点傲慢地对付门口一个有点不敢让记者入场的人，“不要说我们都在这里向摩洛神（注：古迦南人拜祭的神明，往往与火祭儿童有关）献祭孩子。我们只是最后的正常人，在世界的尽头闲逛。”

我在希尔顿酒店外遇到了米利厄斯，当时我向她要了一根烟，她便开始陪着我转悠，告诉那些盯着我的记者证的人说，我是去采访她这个新晋女导演的。她说，她的第一部纪录片，一部关于“通俄门”的另类叙述，让她成为亚马逊史上流量最高的女导演。她不断地说“安妮·莱博维茨（美国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仍在安排拍摄的日程”。在这个世界中，几乎每个字都有很多讽刺意味，你永远无法确定该认真对待什么，也许这是人们的一种半意识的防御机制，他们认为几乎所有人都在针对他们。

她说，“哦，卧槽。”当我们走进一个小舞厅时，聚会已经开始了。房间里安静得可怜，灯光是脱衣舞厅式的红色，稀稀拉拉的人群几乎全是男性，角落里有一个现金吧台，似乎无法快速生产出能够提振气氛的饮料。她说：“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这就是《华盛顿邮报》认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对，这绝对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人认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一个在佐治亚州竞选国会议员的圆润男士走到房间前面，发表了一篇充满了MAGA热词和对特朗普尽忠的华丽辞藻的演讲。

米利厄斯说：“这真可悲”。没有人欢呼，甚至似乎没有人感兴趣。但这不是特朗普的世界，即使房间里的许多人将特朗普视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这些聚会并不总是那么蹩脚。这场大会被称为NatCon，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兼容并蓄的大帐篷聚会，参加者包括希望将美国右派推往经济上更民粹、文化上更保守、更自信的民族主义方向的各种人。

它吸引了从以色列鹰派到陈腐的古希腊学教授到特德·克鲁兹（得州国会参议员）和马可·鲁比奥（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等主流政客的所有人。但是，会议吸引的大多数媒体关注的焦点，是一群穿着西装外套的年轻活动家和作家，这些人代表着美国右派中“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如《新共和》杂志一个在不久后就会发表的文章标题，或者也可以借用大卫·布鲁克斯在《大西洋月刊》中的说法，是保守主义“可怕的未来”。

但是，这些文章中所描述的人，也就是我身边大多数的聚会者，只是一个更大、更奇怪的政治发酵过程中最不外露的缝隙，主要是从美国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中迸发出来，是媒体内部信息战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播客、纨绔子弟式的匿名推特发帖者、在线哲学家、艺术家和无定形的与会者被称为 “持不同政见者”、“新反动派”、“后左派”或“异端”边缘人，尽管为了方便，他们常常被一并归入美国新右派的行列。

他们的政治背景千差万别，他们的灵感源泉从17世纪的雅各布保皇党人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再到所谓的反动女权主义者，以及炸弹怪客泰德·卡辛斯基，他们有时半讽刺地称其为“泰德叔叔”。

注：卡辛斯基是美国数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国内恐怖主义者。为了对抗现代技术与工业化对人类与社会的侵蚀，他于1978年至1995年间在全美范围内有针对性地邮寄或放置炸弹，截至1996年4月3日被捕时共造成3死23伤。

这么说的意思是，这个新右派不是美国大多数人所理解的，保守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最好被描述为一套复杂的框架，用于批判大多数人在阅读本文时，可能被认为是“世界常理”的权力和宣传系统。但有一点影响了所有这些人和事：这是一个旨在推翻进步思想的项目，至少是自由主义者对这个词的理解。

这种世界观，这套世界观，与美国上个世纪的叙述背道而驰，即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将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在迈阿密和奥斯汀这样的新科技前哨站，以及在曼哈顿市中心，这种立场已经悄然变得前卫和酷炫，那里的新右派政治变得流行，已经成为一种离经叛道时尚的标记，就像拘谨的十字架项链一样。没有人在领导这场运动，但它确实有关键人物。

其中之一是彼得·泰尔，这位亿万富翁帮助资助了NatCon，他刚刚发表了会议的开幕词。泰尔还资助了诸如前卫和后左派的“新人民电影院”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在NatCon开始前几天，结束了位于曼哈顿的为期一周的派对和放映活动。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共和党政治候选人的大额捐助人，但近年来，泰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个更年轻、更古怪的世界的政治中，并成为类似于邪恶的教父或和蔼的富翁叔叔的一般的人物，在两者中怎么选，取决于你的政治观点。

播客和艺术界人士现在开玩笑说，他们都希望得到所谓的“泰尔钞票”（Thielbucks）。他最近最重要的支出是给两位年轻的参议院候选人，他们深深地参与在这个世界中，并受到其知识潮流的影响。《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作者J.D. 万斯在俄亥俄州竞选共和党提名，而布莱克·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在亚利桑那州竞选。

泰尔向支持这两位候选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资金，而且两人都与他个人关系密切。万斯是泰尔的Mithril Capital公司的前雇员，而马斯特斯直到最近还是泰尔所谓的“家族办公室”的首席运营官，他还管理着泰尔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与这个新右派的生态系统的关系日益密切。

这三个人：泰尔、万斯、马斯特斯也都是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的朋友，亚文是一位48岁的前程序员和博主，他在阐述世界历史批判和普及新右派的关键术语方面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你会经常听到这个世界中的人，同样还是带着多层讽刺的意味，称他为亚尔文爵士，或者我们的先知。

我在派对上四处寻找还没到的万斯，这时米利厄斯向我挤挤眼，指着我们左边的一张桌子。她语调愉快地问：“为什么每次我看到柯蒂斯，他都被一大桌非自愿独身者（incels）围着？”我看到了亚文，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秀、留着长长黑发的男人，正和一群人喝着酒，其中包括《新闻周刊》的保守主义倾向的年轻社论版编辑乔什·哈默，以及马基雅维利学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发言人，特朗普运动中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迈克尔·安东。

参加会议的其他知名人士包括《尊严》(Dignity)的作者克里斯·阿纳德，他似乎对NatCon这件事抱有一些疑问，以及《纽约邮报》的前社论版编辑索赫拉布·阿玛里，他现在是新杂志《契约》(Compact)的联合创始人和编辑，根据创刊使命宣言，它的愿景是“由我们对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国家的渴望形成的，它捍卫地方和国家的社区，家庭和宗教，以对抗放荡的左派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右派。”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当下时局的项目。

政治记者，至少是那些费心写过亚文的记者，常常把他当作一个怪人，他的读者大多是由孤独的网络怪人、法西斯分子或两者皆是的人组成。但是，忽视他就是低估了亚文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与他对话的思想，已经成为一整套政治和文化现象的基础，比你能从NatCon中的小组和演讲中所能了解到的东西要深刻得多。或者说，无论万斯和马斯特斯是否在参议院初选中获胜，这些思想都将塑造美国右派的未来。我做了自我介绍，很快米利厄斯和我就在外面抽烟，而亚文和我聊起了他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人们常常纠结于如何看待泰尔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参与。去年，记者马克斯·查夫金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叛者》（The Contrarian）的泰尔传记，他在书中把亚文描述为一个经常被称为“泰尔宇宙”的网络中的“政治哲学家”。这本书主要关注泰尔的政治活动，描述了他如何从一个超级自由意志主义者演变为现在与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达成共识的人。它还解释了泰尔是如何帮助克鲁兹和乔什·霍利走上了参议院之路。《反叛者》以一幅黑暗的画面结束，这位亿万富翁试图通过资助和指导马斯特斯和万斯的竞选活动，更加公开地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力。查夫金写道：“马斯特斯和万斯与霍利和克鲁兹不同，”前两者是泰尔的“延伸”。

这只是部分事实。说泰尔受到了他现在帮助支持的新右派的知识潮流和政治批评的影响，也同样准确。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与泰尔交好，或钦佩他，但绝不是受制于他。他们中的许多人持有的观点，似乎会使泰尔这个目前身价约为80亿美元的科技寡头成为他们的天敌，他最近辞去了Meta，或者说脸书公司董事会的职务。

这个新右派主要由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组成，因此关于谁在其中，以及它是否存在有很多争论。一端是NatCons、后自由主义者和《本笃选择》（The Benedict Option，注：本笃指6世纪的修士，努西亚的圣本笃，在罗马灭亡后隐修并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新社区）作者罗德·德雷尔等传统主义人物，他们设想的保守主义通过拥抱地方主义价值观、宗教认同感和国家，并促进各州从婚姻到环境保护等方面积极行动，从而恢复活力。

但也有一批在网络上很活跃的的Substack通讯作家、播客和匿名的推特发帖者：“我们真正的知识精英”，正如一位播客主持人描述的那样。这个群体从富有的加密货币投资者和技术高管，到靠土地自给自足的人，再到心怀不满的美国知识阶层成员，比如《在空中》（Up in the Air）的作者沃尔特·柯恩，他对群体思维和技术权威主义的抨击，使他成为异议右派和异端边缘人士的意外支持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世界观：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官僚化的政府，和大科技企业共同组合了成一个既专制又混乱的世界，并且缺乏能够赋予人类生活丰富性和意义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布莱克·马斯特斯最近说，这是一个“反乌托邦的地狱世界。”

柯恩不想给这一运动贴上标签，当我给他位于蒙大拿州的家中打电话时，他将其描述为一个“分裂的异议者家庭，一个有点新的、松散的联盟，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我们不要沦落到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状态中。”他告诉我，他不认为自己是右翼，并发现他在这个领域听到的一些反民主思想“让人不寒而栗”。但他把它描述为一个实验和自由表达的区域，而这种自由表达，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主流中被摒弃在外。他说：“他们似乎想要一场战争。我最不希望的是某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战争，它将美国政治的异端、复杂和近乎天真的开放精神排除在外。”

而且这场发酵开始受到关注。异议右派播客The Fedpost的一位主持人最近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他讨论了塔克·卡尔森刚刚引用了他们一位受访者的推文的情况。他接着说，“这是一种新兴的思想流派，它使那些拥有较大影响力，和处于相对权力地位的人不得不开始关注它。”

万斯介于这两种人之间，37岁的他是一位风险资本家，年轻到可以接触到网上的异见潮流。但他也被美国右派中最深刻的传统主义思想所塑造。他与亚文是朋友，他公开称亚文为自己的政治影响者，他也与德雷赫是朋友，在2019年万斯受洗加入天主教会时，德雷赫也在场。

多年来，我一直在写西部农村的民兵和右翼的骚动，但直到去年7月我才第一次见到他，我才真正理解这种炼金术是如何运作的。我回到俄亥俄州去看我的叔叔，他身患癌症即将去世。万斯和我都在辛辛那提附近长大，沉浸在白人农村移工的文化中，他们从煤矿和农场小镇来到中西部的城市寻找工作。我们的相识是一种实验，我反正要到城里去，而且因为我叔叔生病了，我对这个地方和它对我的意义进行了很多思考。我一时兴起，问一个保守派杂志的编辑，我是否可以从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左派的角度写点东西。万斯建议我们在我父亲小时候常带我去的一家小餐馆见面。当时，他在民意调查中几乎没有支持率。

万斯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和文化上自由主义的美国精英阶层从全球化、我们经济的金融化，和大科技的日益的强大中获益匪浅。这导致常春藤联盟中的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他称之为“政权”（the regime）的准贵族们，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文化措施，直接反对像他成长的俄亥俄州米德镇这样的地方的人们。

在万斯这样的人看来，这个阶级与新右派的人通常所说的“实体经济”，即曾经维持美国中部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农场和工厂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万斯等新右派人物与他们父母那代的里根主义右翼分子之间的根本区别。对万斯来说（他曾这样说过），文化战争就是阶级斗争。

万斯最近对一位采访者说：“我得跟你说实话，我并不关心乌克兰会发生什么。”他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是为了让国防承包商和智库发财，而不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我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的社区，现在18至45岁的人的主要死因，是来自墨西哥的芬太尼。”他对大科技公司作为“西方文明的敌人”的批评常常被忽略，因为共和党人对特朗普被踢出推特和脸书事实更感愤怒，尽管他的批评更为深入。万斯认为，这个政权贩卖了一个虚幻的故事，即各种小商品和社交媒体，正在不断地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即使工资停滞不前，而技术助长了抑郁症的流行。

我写了一篇对他持批评态度的文章。此文表达了我对美国未来的深深无望。我想他不会再愿意和我搭上关系了。但在文章发表的那天早上，他给我发了一封简短的、发自内心的电子邮件。他说，他在文章中读到我的父母不喜欢他，有点“痛苦”，但他说他想多谈谈。他写道：“我不认为你是精英阶层的一员，因为我认为你独立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诱惑，但我这么说也许只是因为我喜欢你。”

最后他写道：“绝望是为政权服务的。”

人们难以描述这个新右派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社会和政府的系统是正常的，但这群人认为它实际上是怪异和疯狂的。这自然使他们觉得，那些认为这个系统是正常的人是怪异和疯狂的。你会听到这些人把我们的全球化消费主义社会说成是“小丑世界”。你会经常听到我们的媒体和知识阶层所表达的世界观被描述为“矩阵”（电影《黑客帝国》中禁锢人类的虚拟世界）或“真理部”（《1984》中的极权的政府部门），正如泰尔在NatCon的开幕演讲中所描述的那样。

打开像有影响力的地下播客Good Ol Boyz这样的节目，听到像安东这样的人物，与两个自学成才的南方游戏玩家谈论政权的构成，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或许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人在读这篇文章时，可能根本不认为美国是个拥有这种政权的地方。但这是因为，正如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已经被有效地洗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看到我们周围的权力体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这不是像匿名者Q那样的阴谋论，它的前提是有正常人看不到的权力系统在运作。这是一种想法，认为在我们的权力系统中工作的人是如此迟钝，以至于他们甚至无法看到他们就是这场阴谋的一部分。

亚文告诉我，“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存在着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步伐。我不同意这个前提。”他认为，这个前提支撑着一个庞大的权力框架。正如他所说的，“我的工作，是把人们从“楚门秀”（指电影《楚门的世界》，其中主角从小成长在一个被演员环绕的真人秀世界中）中唤醒。”

在大会开始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户外的长椅中坐在同一张长椅上交谈。亚文本人很友好，也很热心，尽管他倾向于快速思考和说话，以至于他会开始倒带，重新拆解繁复的比喻，向那些已经听过很多次的听众再次解释观点。

当你遇到他时，奇怪的事情会发生。我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与他取得了联系，他是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记者，曾经接到过一个大的杂志任务，要写他的特稿。那篇稿子从来没有被刊登。亚文告诉我：“他们想让他说我真的很邪恶什么的，他不愿意这么做，并撤下了那篇文章。我想，好吧，这是个挺不错的家伙。”这位朋友现在已经在加密货币领域赚了很多钱，在亚文帮助发起的一个项目中工作，为了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并住在犹他州的沙漠中，在那里他偶尔会致电给给新右派倾向的博客。他最近与泰尔和马斯特斯共进晚餐，马斯特斯和万斯都是通过向捐赠者提供与泰尔和他们本人共进晚餐的机会，来筹集资金。

亚尔文对主流媒体的看法相当居高临下。他说，“他们只是掠夺者，他们必须以攻击像他这样的人为生。“他们就是要吃饭罢了。” 他通常不与主流杂志打交道，并写道，他在2019年的最后一次NatCon大会上遭到了《哈珀杂志》记者的“伏击”，我也在那里发表文章，这位记者把他说成是一个疯子，并预言NatCons的民粹主义计划，很快会被被大公司掌控的共和党机构“拆得支离破碎”。

但风向正在转变。他告诉我，他最近去纽约读诗，在泰尔资助的新人民电影节上。他笑着说：“一群文艺青年来了，”。我是在纽约的文艺青年世界里长大的；即使在几年前，也没有人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现在，亚文是许多超时髦群体中的地下英雄，这种人往往会被称为“市中心圈子”。亚文说：“我甚至认为反法西斯组织都懒得露面，他们会怎么做？这是个艺术聚会。”

亚文让他的新女友莉迪亚·劳伦森，一个37岁的进步杂志的创始人，来审查我。她生活中新出现的激进右翼进展，造成了复杂的情况。

她告诉我：“我的一个室友说：‘我不确定我是否希望柯蒂斯待在我们的房子里。’我就说，‘好吧，也有道理。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说。’”

劳伦森曾是BDSM社群中的知名博主和活动家，当时亚文是“新反动主义”文学世界的早期核心人物，他以Mencius Moldbug（直译为：孟子霉虫）的名字在博客网站上发表诗歌和政治理论。

作为Moldbug，亚文写了关于基于种族间智商差异的文章，并在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不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早期文章中，他为阅读和链接到一篇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文章辩护。他告诉我，他是本着“公开调查”的精神撰写了这些早期的文章，尽管亚文在帖子中也公开承认，他的一些读者似乎是白人民族主义者。

亚尔文从那时起写的一些文章是太过激进右翼，以至于几乎必须读到才能相信它们存在，比如他曾批评挪威的极右翼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袭击，他杀害了77人，包括在一个青年营中的几十名儿童。但不是因为恐怖主义是错误的，而是因为这些杀戮对推翻亚尔文所谓的挪威的“共产主义”政府没有任何作用。他认为，曾经是非国大军事部门负责人的曼德拉，也赞同针对反对者的恐怖战术和政治谋杀，并说任何声称“圣人曼德拉”比布雷维克更无辜的人可能有“一个你想上的母亲”。

他在中年的时候收敛了，他现在说他有一个原则，就是永远不要“说任何不必要的，有争议性的东西，或者无缘无故地去挑衅。”许多听到他讲话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质疑他是否有严格遵守这一规则，但即使在他的Moldbug时代，他大部分的有争议文章都是通过大量的讽刺和隐喻来表达的，这是一种年轻的播客主持人和推特上一直泡在网上的右派人物所采用的说话模式，一种能够避免被踢出技术平台，或被自由主义记者抓住话头的方法。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反动派，而不仅仅是一个保守派，他认为受过常春藤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保守派。他一直认为，保守派把时间和政治精力浪费在同性恋婚姻或批判性种族理论等问题的争斗上，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重要的媒体和学术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称之为“大教堂”，是一个相互交织的关系网。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美国已经失去了所谓的国家能力，他认为这是为什么美国经常看起来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被治理。行政部门的权力，已经慢慢演变为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寡头集团，他们更关心的是在体制内争夺地位，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没有人指挥这个系统，参与其中的人几乎都不相信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系统。像我这样以写民兵和极端主义组织为职业的人，可能会认为我所做的，只是试图讲述重要的故事，并诚实地描述政治动荡。但在“大教堂”内，我能够获得大任务并赢得关注的最佳方式，是找出并攻击那些看起来像是对既定秩序的威胁，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者、反政府人士，或者那些拒绝服从大教堂专家意见的人，比如在强制接种疫苗等问题上，并尽可能地以骇人的方式进行攻击。

这一循环变得自我强化，并被推特和脸书推入超速状态，因为迫使人们点击文章，或分享教授讲课片段的东西，往往会肯定他们的世界观，或让他们感到害怕，或同时肯定并害怕。你在大教堂系统中获得的关注越多，你就越能影响舆论和政府政策。记者、学者和任何类型的思想家，现在靠拼命争夺注意力为生。

在亚文看来，这其实都是对影响力的无休止争夺，为我们的寡头政权的利益服务。所以尽管我可能认为我是靠写作为生的。但对亚文来说，我实际做的事情，更像是情报收集和宣传的奇怪组合。这就是为什么在NatCon与我交谈的人。都不认为我有可能为他们写一篇公正的文章。

你不会听到人们在公开场合经常使用大教堂一词，尽管当亚尔文去年9月在塔·卡尔森的福克斯新闻的全国性节目中勾勒出这一概念时，右翼推特乐坏了。发现到这一控制体系的人，已经服用了红色药丸（《黑客帝国》中使人离开矩阵的药丸），亚文早在2007年就开始使用这一术语，那时这个词还没有被冲淡到泛指支持特朗普。

要真正成为红色药丸派，你必须了解大教堂的运作情况。他认为，保守派真正能够在美国获胜的方式，是由一个类似凯撒的人物从这个堕落的寡头政治中夺回权力，并以一个像初创企业一般的君主政体来取代它。

早在2012年，他就提出了RAGE这一概念：让所有政府雇员退休（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作为推翻美国“政权”的第一步的简写。亚文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家首席执行官，或所谓的独裁者”。亚文现在对独裁者这个词避而不谈，似乎在努力推动以一种更友好的专制主义面貌，来解决我们的政治战争，他说：“如果你要有一个君主制，它也必须是一个所有人的君主制”。

当科技新闻网站TechCrunch在2013年公开亚文的身份时，他已经在一个心怀不满的精英小圈子里有了影响力。2014年，The Baffler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影响力的长篇报道，题为“满嘴跑火车的马基亚维利的硅帝国之梦”。这篇文章警告说，亚文的思想正在泰尔和巴拉吉·斯里尼瓦桑（曾任Coinbase的首席技术官）等知名人士中传播，知识界的边缘人物有可能“夺取关键的权威和权力职位”，“最终改变大量人的想法”，就像科赫兄弟曾经的亲商自由主义一样，后者是泰尔正在迅速脱离的立场。

2017年，BuzzFeed新闻网发表了亚尔文和米洛·伊安诺普利斯之间的电子邮件交流，亚文说他和泰尔一起观看了2016年的选举结果。亚文写道：“他完全是开明的，只是玩得很小心。”马斯特斯很快在特朗普大厦有了一间办公室。他和泰尔努力安插斯里尼瓦桑等人（尽管常常失败），他们曾提议由斯里尼瓦桑领导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而此人也经常谈论“纸带”（paper belt，注：指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这四个地区，联手控制了教育，媒体，金融和政治等领域），这与亚尔文的大教堂概念相呼应，并与史蒂夫·班农等人达成共识，后者希望将行政国家撇开，这种想法至少有一丝亚尔文的RAGE的味道。

亚文最终结束了程序员的工作，离开了湾区，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了内华达州。他的妻子在2021年4月去世，他似乎很受打击，发表并搜索关于她的诗歌。但去年9月，在我们谈话前一个月，他发布了一个约会邀约，邀请那些“相当漂亮和相当聪明”的女性，正如他所说，“读过我的作品并喜欢它”，并且认为“约会的目的是为了结婚和生孩子”的人，给他发电子邮件，以便他们可以安排一个Zoom约会。

劳伦森告诉我：“他的写作并不真正代表他的本性。所以我回复了这封邮件，我就说：‘你好，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的智商很高。我想要孩子，而且我实际上只是非常好奇，想和你谈谈。’”两人现在已经订婚。

劳伦森告诉我，她有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在疫情早期的动荡，和2020年夏天的抗议活动中加速了。她说，“我开始真正被NRx的思想所吸引，”NRx指的是网上常见的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ary）的边缘性缩写，“因为我在跟踪暴乱”她指的是在一些“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抗议活动中爆发的暴力。

她说：“我有社会正义的背景”。但她被主流媒体对暴乱的报道方式……吓坏了……这实在是违反了我所有的价值观。”

在她和亚文开始约会后，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觉悟，发现她的一些朋友多年来一直在阅读他的文章。她说“我发现所有这些人都和我一样在读NRx的东西。他们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她说：“这让我非常震惊，没想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这么酷。”

亚文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美国大声说出来会让人感到具有颠覆性，即历史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劳伦森在他们不得不离开去参加与万斯和其他几个人隐秘的私人晚宴前说：“有人早些时候说了一些话，让我明白了这一点。他们说，‘你可以在这里，知道你并不孤单。’”

参加会议的人似乎对身处一个使他们不再孤独的地方感到兴奋。我跳过了大部分的演讲会，这些演讲从面对中国的威胁到自由主义对流行文化的影响，再到“工人的力量”。霍利发表了关于“对男性美德的攻击”的主题演讲，而克鲁兹则发表了更传统的演讲，提到了里根，并说他认为保守派很快就会在选举中获胜。亚文事后笑着对我说：“我敢肯定，很多20多岁的人对这种话翻了白眼。”这些20多岁的人有一个更大的愿景。

每天晚上，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会来到酒吧，喝酒，拥抱，看一看他们喜欢的播客主持人和作家。你可以看到戴夫·鲁宾（前左派政治评论员，后成为著名右派Youtube频道主持人）和杰克·墨菲，后者主持一个受欢迎的新右派YouTube频道，并试图建立一个由相信“积极的男性气质”的男性组成的兄弟会，他称之为“极限秩序”。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胡子和发型：两边剃短，上面的头发较长，在边上加一点发胶梳齐。

我没有看到任何50岁以下的黑人，尽管有南亚和中东血统的与会者。3月，记者杰夫·沙雷特（《名利场》特约编辑，报道美国右派）在推特上说，“知识分子新右派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项目，旨在培养非白人的支持。”他将其与世界各地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和威权政治联系起来：“这是全球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不限于美国和欧洲的反黑人主义。”

然而，新右派中的许多人，似乎对称他们是白人民族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的指责越来越不以为然。尤其是马斯特斯，他似乎故意挑衅评论家，认为随之而来的争论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好处：“想用这种话来批评我，就祝你好运了。”

马斯特斯最近告诉播客主持人亚历克斯·卡舒塔，认为对种族主义的指责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棍棒，用来把保守派的想法置于政治主流之外。“如果你批评我说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反白人的，那就助好运了。”但是，即使有这么多关于迫在眉睫的反乌托邦世界的讨论，却没有人跟我谈起美国生活中最反乌托邦的一个方面：我们庞大的监狱和警察机构。大多数人似乎更热衷于与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媒体阶层中其他成员的空谈和群体思维作斗争，或者与那些在数百万美元的豪宅前摆出BLM牌子的，富有的白人自由主义者的虚伪作斗争，而不是与那些形成美国目前的种族政治的血淋淋经验作斗争。

米利厄斯是一个尖刻而持续的存在，当亚文站在那里，用他那难以错认的声音以极快的速度说话时，很容易发现她在抽烟。到目前为止，她是在场的人中穿着最引人注目的，她喜欢古驰和拉尔夫·劳伦，以及大量的金首饰和大太阳镜。

她是保守派导演约翰·米利厄斯的女儿，他是《现代启示录》的编剧和《赤色黎明》的导演。她在洛杉矶长大，而且我们都上了曼哈顿的同一所小型文理学院，所以，像那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她习惯于生活在保守观点被认为是奇怪，甚至是彻头彻尾的邪恶的社会空间里。她认为，自2015年以来，在她进入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并开始在好莱坞工作之后，有些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后她突然放下一切，在内华达州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工作，最终在他的国务院中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说，“这是什么？是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因此，很难在特朗普主义之外，真正地阐述它是什么。因为它真的与这个人本身是分开的，它与此没有关系。”

她认为，新右派，或者随你这么叫它，其中最矛盾的一点是，它比现在以主流身份出现的意识形态中的独裁主义，要少得多。她说：“我有一种感觉，我可能是错的，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右派似乎处是在左派曾经待过的，这个宽以待人的地方。”

她的具体意思是：“你不能在一个传统的、有点宗教色彩的家庭中抚养你的孩子，而不让他们在学校接受一种教育，其中称他们的父母是纳粹。”这种明显的自由放任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这个世界中的一些人对变性问题的强烈关注，或者他们也可以说是媒体对变性问题的强烈关注，正如博客主持卡舒塔所说，这是一套“拟态病毒”之一，它传播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自由主义文化，对传统生活方式具有破坏性。但自由放任的做法也有助于赢得意想不到的皈依者。

米利厄斯提到了“红色恐慌”，这个播客节目已经成为这种吸引力的首要例子，她还让其中一位主持人达莎·涅克拉索娃出演了她在南加州大学导演系的毕业电影作品。

红色恐慌的主持人一开始都是不自信的社会主义者，那时还可以觉得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前卫的政治立场，与美国媒体和政治中一个小圈子息息相关。其中一个人，涅克拉索娃，实际上是因2018年的一个片段而在媒体界闻名，当时她驳倒了亚历克斯·琼斯的Infowars的记者，后者试图在奥斯汀的一个节日里伏击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她冷笑道：“我只是想让人们拥有医疗保健，亲爱的。说实话，你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有虫子。”

快进到2021年11月，涅克拉索娃和她的共同主持人安娜·哈奇岩发布了在得克萨斯州的傍晚阳光下，被琼斯的手臂环抱的照片。涅克拉索娃现在在HBO的《继承之战》中扮演一个与肯德尔·罗伊合作的公关代表；此剧本身曾使“右翼推特”欢欣鼓舞，因为最新一季的一集中包括了一连串著名的新右翼短语，如“完整主义”（注：认为天主教思想构成了现代的公共法律和政策基础，政教不该分离）和“全民医疗，无人堕胎”。右翼推特这个领域是一个由从事技术或政治工作的，20多岁年轻人组成的，他们似乎大比例地居住在华盛顿特区和迈阿密。

红色恐慌的主持人只是时髦的、持不同政见亚文化的最知名代表，以曼哈顿市中心为中心，但不限于此。我的一个朋友在最近发来短信中表示困惑：“现在每个人都穿得像个猎鸭人。”人们用bugman（虫人）这个嘲笑性的词来形容那些缺乏实际生活技能的自由主义者，这些技能可能包括修车或种菜，这些人最终可能会戴着虚拟现实眼罩，瞪着眼球在屏幕后度过一生。

女性们穿着白兰地·梅尔维尔（Brandy Melville）的衣服，你可以听到它被讽刺地描述为：为有“法西斯倾向”的女孩提供的时装，它的一个系列是以艾恩·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的主人公约翰·高尔命名的。人们正在改信天主教。“我的朋友发短信说：“好在我有女朋友，因为随意的性行为已经被淘汰了。”

亚文曾思考过，当“酷孩子”们开始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时，自由主义政权将开始垮台。有迹象表明，这可能正在发生，尽管并非所有参与这种氛围转变的所谓酷儿，都想被渲染成世界历史上反叛全球秩序的先锋。

作家昂纳·利维说：“我不喜欢政治，”她是一位皈依天主教的本宁顿（著名的文理学院）毕业生，在我给她打电话时告诉我：“我只想有一天能有个家”。

利维最近还是个左派，当伯尼·桑德斯显然不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时，她哭了，她与亚文关系不错，并让他参加她共同主持的播客“湿脑”（Wet Brain），当我们谈到政治媒体时，她说：“是的，大教堂之类的胡说八道。”但她说她甚至从未听说过J.D. 万斯或布莱克·马斯特斯。

利维是曼哈顿市中心圈子中的一员，《纽约客》出版了她的小说；她在纽约时报试图描述这一潮人景象的报道中被提及，在那里，右翼政治已经成为一种美学姿势，与对道德基础的严肃追求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她告诉我，“直到一年半前，我还不相信善与恶的存在”。后来她又说：“但我现在不在优雅的状态，我不应该乱说话。”

我问她是否会接受泰尔的钱，她兴高采烈地说：“当然！”她还把她的同代人描述为一群“浪荡子”，在她的播客中，你可以通过听人们啧啧指责对方没去教堂，或有婚前性行为，而间接享受到一种令人费解的讽刺快感。她说：“市中心的大多数女孩都很正常，但她们会戴着特朗普的帽子，作为一种配饰。”她说，那些深陷网络世界中的人，“想成为莱尼·里芬斯塔赫（纳粹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的导演）或艾迪·塞奇威克（安迪·沃霍尔的模特之一）那样的人。”

和利维一样，米利厄斯处于一个有趣的位置，即处于许多这样的交叉点上，她曾在主流政治领域工作，但又出现在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播客上，并且处于文化界的边缘，在那里，右翼政治已经有了接近于酷的光泽。

她说她太“黑丸”了，这是一个非常网络的术语，用来描述那些认为我们的世界太过混乱，以至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拯救它的人，当问到她，如果她那方获胜会是什么样子。米利厄斯说，“我会被他妈的被路牙子绊倒。但这将被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反正你也无能为力。什么他妈的不是白人至上主义？”

她说：“他们会来毁掉一切，而且我认为这很阴险，不是说我认为想关注种族问题的人很阴险。但我认为，全球化运动正在利用这些分裂性的论点，以使人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这就是“大教堂”在发挥作用。

在NatCon的几周后，我从加州开车到图森市去见马斯特斯，一个非常高、非常瘦、非常健硕的35岁的人。我想看看这一切将如何被转化为实际的竞选活动，我一直在看大量的福克斯新闻，包括卡尔森对亚文的流媒体采访，他在采访中对大教堂如何产生群体思维做了一个令人晕眩描述。他问：“为什么耶鲁和哈佛总是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这些组织本质上是同一事物的分支。”他告诉迷惑不解的卡尔森：“你会想，‘提线在哪里？’” 他勾勒了自己对（他所称的）“宪法性的”政权变革的愿景，这将让人们从寡头政治中夺回权力，这种权力如此分散，大多数人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他说：“这就是它很难被杀死的原因。”

在他从湾区搬回图森老家时买了一幢房子，在房子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马斯特斯和我讨论了他的民族主义纲领的信条：工业生产回归，削减合法移民，监管大型科技公司，并最终重组经济，使一份工资就足以养活一个家庭。我提到了亚文和他的论点，即美国的制度已经变得如此僵化，以至于想象进行这样的大的系统性变革是没有希望的。我开始提问：“在一个国家能力很低的系统中……”

他说，“终于来了，”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我问他：“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危机来达到这个目的？”

他说：“也许，也许，也许吧。”但这并不是他首先想到的。他说：“我虽然会握有那把传说中的大砍刀。但是，是的，可能需要某种危机来使我们达成目的。”

他停顿了一下。“但我们已经有点身处危机中了，不是吗？”

马斯特斯经常说，他不像新右派领域的一些人那样黑丸和悲观。与许多新右派不同，他似乎仍然真诚地相信着选举政治的力量。但他确实认为，近年来指导美国政治的文化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是一个无望的死胡同。马斯特斯最近告诉持不同政见者，右派媒体IM-1776（美国宣布独立年）：“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你还需要有自己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概念。而这正是美国今天越来越缺乏的东西。”

他对我说，“确实，我是相当的满怀希望，我认为情况的确很暗淡，我认为默认的情况就是继续停滞不前，也许你在5年会遇到危机，也许是30年后。”

他告诉我，他不喜欢使用大教堂这样的术语，使用“政权”的次数也比万斯少，尽管我后来注意到，他接受持不同政见的右派采访时，经常使用这后面这个短语。

他对我说：“‘政权’听起来非常性感，对吗？它是一个有形的敌人，如果你能以正确的方式与之斗争，你就能推翻它。而我认为它实际上没有那么性感，更多的是官僚主义。但我读过那些东西，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我问他关于“泰尔钞票”这个词，以及泰尔基金会资助新右派播客和潮人文化人物的媒体网络，将他们当作一种文化先锋的说法有多真实。

他告诉我，“这取决于它是否只是持不同意见的右派智库类的东西，或者是否有人真的会去做什么。”

他提到泰尔钞票时说：“我不知道那是如何成为一个网络热词的，我想如果那些孩子得到了钱，我应该会知道。”

他告诉我：“我们是会资助一些东西，但我们不是在资助一支发布表情包的军队。”他告诉我，他和泰尔曾与红色恐慌的联合主持人之一哈奇岩会面。他说：“挺酷的，她们的播客很有趣。”

我问她们是否有可能得到泰尔的资助。他说：“也许吧，是的。我们跟泰尔基金会一起资助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们一起开车去参加一个竞选活动，从技术如何重塑我们的大脑一直聊到环境政策，我们两个人都从不同的政治方向绕到了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话题。他说：“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而如果我们走错了，那就要回到黑暗时代。”

马斯特斯曾公开表示，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炸弹怪客的反技术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这对于一个竞选美国参议员的年轻技术主管来说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在马斯特斯看来，卡辛斯基的批评是对技术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以及它对人类生活的“羞辱和贬低”的有益分析。

我问他是否认为他的纲领的核心是与许多左翼人士也开始害怕的消费主义技术反乌托邦作斗争。他说是的。我问，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想法在他的主流媒体采访中几乎从未出现过。他说：“这是个有趣的反馈。这一点没有体现出来。”

他早些时候谈到过他在福克斯新闻上的表现：“我上了节目，现在是B部分（后半部分）的尾声，我有两分钟的时间来谈凯尔·里滕豪斯（注：在威斯康辛州的基诺沙BLM抗议中击毙两名抗议者，后被判自卫无罪）。然后就说，‘对，左派是疯了，这孩子不应该受审，他们只因为他是一个用AR-15自卫的白人而惩罚他。”保守派媒体似乎和其他所有的媒体一样，都在文化战争的热点上茁壮成长。他说：“我觉得我愿意谈那些，但你不能在劳拉·英格拉姆（福克斯新闻台的名嘴）的剪接片段中做到这一点。”

在与我的采访中，他对未来有些不乐观，特别是与他在其他采访中的口气相比。他最近对播音员亚历克斯·卡舒塔说：“我们需要一个手握舵柄的人，了解我们已经走过的地方和我们需要去的地方。否则我们就会被进步的左派完全掌控。而进步的左派仍然是敌人。它是进步真正的敌人。它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敌人。”

我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愿景，他认为他的一方的胜利会是什么样子。

他说，“就是家庭和有意义的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抚养你的孩子，做礼拜，追求你的爱好，弄清楚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会想，为什么这种事情会看起来很激进，或者说与今天许多人的成年生活相距甚远。他说：“它只是感觉相当网络化。如此的矩阵化。”

我们在沙漠中开了很久才到达竞选见面会，见面会由一位前中情局官员在一个舒适的退休社区主持。几十人的人群大多是穿着毛衣的退休人员，他们沉浸在媒体文化中，重复最具煽动性和特朗普主义言论的人，往往会获得关注和政治支持。这种群体思维不仅仅是自由派媒体的现象，而这一事实也阻碍了马斯特斯和万斯的竞选活动，他们经常被视为与特朗普结盟的文化战士，他们在将自己更复杂的政策主张纳入我们狂热的政治对话时遇到了很多困难。

他介绍了他的纲领，也就是把科技公司作为普通运营商进行监管，就像美国曾经监管电话公司一样。群众似乎很感兴趣，但并没有特别激动。当他最后接受提问时，这些问题大多是关于所谓的2020年选举被盗的问题，马斯特斯没有反驳这个观点，还有边境墙、强制疫苗等。有一个人举手询问马斯特斯打算如何抽干沼泽（特朗普用它暗喻消灭华盛顿体系中的腐朽的建制派）。他给了我一个狡猾的眼神。他说：“嗯，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缩写，他称之为RAGE。让所有政府雇员退休”。观众们喜欢这个说法，爆发出一阵欢呼。

在NatCon的最后一个下午，在他被安排发表主题演讲的几个小时前，万斯出现了。他发现了在酒吧喝啤酒的我，就过来打招呼。他说：“我仍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尽管他看起来并不担心。

我走到宴会厅等待，最后和德国新闻杂志《明镜》的美国记者坐在一起。我知道，在场的一些记者可能会认为这一切都只是花哨的MAGA盛会。他的观点更复杂，他刚刚和亚文谈过，并要求我解释他的理念。我发现自己无所适从。我说有这些东西叫做政权和大教堂，亚尔文是“有点像君权主义者”。

他问：“一个君权主义者？”当他得知这个新右派的英雄人物所梦想的是一个国王时，他似乎吃了一惊。

万斯出现了，他穿着西装，打着鲜红的领带，看起来很轻松，因为他即将向数百人发表演讲，这些人认为他可能是拯救美国免遭全球公司主义征服的最后一个伟大希望。在卡尔森的定期邀请下，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直线上升，此刻在初选中排名第二。

我问他对这次演讲的感觉如何。他显得很顽皮，他说：“我想我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话题，我打算谈一谈大学。”

他的意思是，他即将发表一个真正的雷鸣般的演讲，题目是“大学是敌人”。人们立即指出，这是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在白宫录音带上对亨利·基辛格说的话的另一版本。万斯谴责精英大学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他长期以来一直提议切断它们的联邦资金，并没收它们的捐赠。被这篇演讲吓到的专栏文章，将它与攻击学习机构的“反智”运动联系了起来。但这并没有完全考虑到他所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末日信息。

因为万斯和这批新右翼人士，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读过很多书，他们的真正问题似乎是他们太过书呆子，无法成为大众政治的有效力量，但他们并不反智。万斯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即使他目前没有在电视上扮演一个知识分子。但他认为，我们的大学里充满了对美国文化的结构性、利己性和经济利益有兴趣的人，这些人把美国文化染成种族主义和邪恶的。而且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们斗争。

当欢呼声还在响起时，亚文和劳伦森从人群中跳了出来。他们傻笑着，似乎喝了点酒。劳伦森说，“尼克松-尼克松！”仍然笑着。我不知道她是高兴还是惊恐。

几个小时后，我发现万斯站在吧台边上，被一圈年轻的、长相相似的粉丝包围着。我走了过去。他问我对演讲有什么看法，他建议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他让我把录音机关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坦诚对谈。我不情愿地同意了，因为这次谈话揭示了一个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将对我们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即使他在参议院初选中失利，我们也都认为这是可能的。

它还揭示了一个处于黑暗中的人，他认为我们正处于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不祥的转折点。他不想让我记录下这些话。但我还是可以转述一下，因为他已经公开说过了，你也可以听到。

那天晚上，我走到酒店房间，听了万斯在杰克·墨菲的播客上接受采访，他是“极限秩序”男子团体的大胡子负责人。墨菲问道，万斯提议赶走美国的领导阶层是怎么回事。

万斯描述了新右派中许多人想象中的两种可能性：我们的系统要么自然分崩离析，要么一个伟大的领袖将获得半独裁的权力。

万斯说：“有一个叫柯蒂斯·亚文的人，他写过一些这样的东西。”墨菲知趣地笑了笑。万斯接着说：“因此，一个选择是基本上接受整个系统会自己倒下，因此，保守派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保留传统”，等待当前秩序的“不可避免的崩溃。”

他说，他认为这想法是悲观的。“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应该掌握左派的机构，并让他们反对左派。我们需要像一个去复兴党化（注：萨达姆所属的政党，在2003年后伊拉克当局进行了肃清计划）式的计划，一个去觉醒派（de-woke-ification）的计划。”

他说：“我认为特朗普将在2024年再次竞选，我认为，如果要我给他建议，特朗普应该做的是。解雇每一个中层官僚，每一个行政国家的公务员，用我们的人取代他们。”

他继续说，“而当法院阻止你时，站在政府面前，说——”此刻他引用了安德鲁·杰克逊的话，他也曾对整个宪法秩序提出了挑战。“首席法官已经做出了他的裁决。现在让他执行吧。”（注：佐治亚州希望自由能进入原住民的领土，最高法院判决这个行为违宪，然而当时的总统杰克逊拒绝行使根据判决行政权力，因此判决最终无法被执行，佐治亚洲的民兵团因此能自由进入原住民的领地。）

这基本上是对政变的一种描述。

万斯后来说，“我们正处于共和制晚期，”他唤起了新右派认为美国是个等待凯撒的罗马的看法。“如果我们要对它进行反击，我们将不得不变得相当狂野，走得相当远，并朝着让很多保守派感到不舒服的方向前进。”

墨菲说：“的确，在我的一些圈子里，‘宪法外’这个词已经出现了很多次。”

我曾要求万斯让我把他的话记录在案，他希望那些认为他所提议的就等于是让法西斯接管美国的自由派美国人，能够从他的话中理解些什么。

他说得很认真。他说：“我认为你们所处的文化世界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偏见，”他说，反对他的运动和“它的领导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他鼓励我反抗这种倾向，他认为这是媒体机器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没有灵魂的二元论的产物，我们都不想生活在其中。他说，“这种冲动，从根本上说是为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服务的，这种东西比你在最疯狂的噩梦中看到的，还要可怕得多。”

他给了我一个哀求的眼神，似乎在暗示说，他比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更站在阅读《名利场》的那类人一边。

他说，如果他所做的事情奏效，“这将意味着我的儿子将在一个重视对家庭和社区的支持，对社区的爱的世界中长大，在这里，他的这种男性气质比他是否为他妈的麦肯锡工作更重要。”

说到这里，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想与他交谈的一群年轻人立即涌向了沙发。人们不断地送来饮料，而且有很多脏话，一直持续到很晚。我记得我曾在某刻想到，万斯和我35岁左右，我们明显比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老，他们都认为自己在组织一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斗争，而现在他们都快喝得烂醉如泥，这是多么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感觉萎靡不振，我穿上运动裤和连帽衫，试图在不和任何人说话的情况下偷偷溜出酒店。我把停车券给了泊车员，环顾四周，发现万斯和亚文站在那里等车。亚文问道：“你们感觉怎么样？”。万斯也穿着连帽衫，看起来和我的感觉一样。他说：“我觉得很糟糕，不好。”

亚文问我对一切都怎么想的。我说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我们互相握了手，他们在我上车时挥了挥手，我们都恢复了我们各自在美国信息战中的常规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