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种种“无赖化”行为正在地方治理中呈现系统性蔓延之势。一个可以称之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统似已广泛形成。
在各地政府普遍陷入远超地方财政能力的“造城运动”、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借项目制向农村输送进而引发新型村级债务的背景下，不仅政商之间不断透支信用，政府与银行之间、各级治理主体之间，甚至是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都纷纷落入信用透支的境地。
贵州省水城区政府拖欠女企业家工程款事件，仅仅是这个信用透支型治理生态的一个缩影。
县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信用透支
中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借债。各个地方政府绕开这一规定的方法，就是成立作为融资平台的国有企业，如城发集团、城投公司之类，以公司名义向银行贷款融资，弥补县城建设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
县政府透支金融信用的表现之一，是“只还利息不还本”。在贵州省S县调研，当地负债的原因主要是搞了很多公共建设，比如大广场，而这种工程普遍没有收益。负债搞建设的动力何来？县长说，主要是来自政绩压力：其他县都这么搞，不搞就落后了。而且一届县长一届政绩，他们不考虑以后怎么样。虽然当地财政状况在黔东南地区算较好的，还没有拖欠公务员工资，但当地土地财政只有1亿，却已负债80亿，利息每年还需要偿还1-2亿。县长直言，负债是不可能还了，银行只能要利息，否则连利息都不给。
县政府透支金融信用的表现之二，是为争取银行放贷而采取手段“虚增”国有资产。银行放贷有一套严格的审核体系，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总值、资金现金流、担保及抵押品折现值、公司信用等级、项目回报率等等都有明确要求，不能违规放贷。而政府成立的平台公司大多没有实际资产和现金流，增加融资平台公司资产的手段，通常是把政府投资建造的机井、渠道、门面房甚至公共厕所等统归为该公司的有效资产，但这些多是不良资产。
县政府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用透支
由于县域房地产市场大幅度下滑，县级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为县级财政收入造成较大缺口，使县政府面临较大债务压力。为了缓解压力，县政府不惜违背承诺，截留本应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资金流。
在河南省Q县调研得知，原本县财政局和自然资源局曾向各乡镇承诺，每验收一亩复垦宅基地，可以补偿乡镇10万元。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下，各镇大力开展农民退出宅基地工作。以S镇为例，每退出一亩宅基地，镇政府给村集体和农户8000元。按照S镇的计算，一亩腾地指标可以从县财政局和自然资源局获得9.2万元补偿收入。如果S镇用几年时间退出千余亩宅基地，就可以从县级获得近1亿元土地补偿收入。然而，当县级财政吃紧之后，县政府本身为了保运转都需要拆东墙补西墙，以整合资金的名义挪用高标农田建设经费等从中央财政下达的专项资金。到2023年底，县财政还欠S镇2000万元补偿款。
乡镇政府与乡镇干部之间的信用透支
在县政府对乡镇财政收入的家长式支配下，乡镇的预算约束被“硬化”，大量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资金被县一级安排，乡镇政府基本失去安排预算支出的权力。县政府的财政缺口向下转移成为乡镇财政的缺口，乡镇政府不仅无力进行各项公共公益事业建设，更因缺乏灵活财力维持运转和应付意外事件而几乎成了一个为了自己生存而运作的组织。
面对财政缺口，镇政府不得不透支与乡镇干部之间的信用，拖欠乡镇工作人员的工资。拖欠工资，就是将科层组织的工资转化为一项用来填补财政缺口的资源，将工资从被拖欠的工作人员手里转移为政府财力的一部分，将财政缺口转移到政府工作人员身上。晚发一个月的工资，就能大幅增加相应层级的政府灵活运用资金的余地。在一些中西部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工资待遇不仅较低，而且没有保障，工资滞发、奖金被扣的现象经常发生。一位乡镇公务员抱怨，自己刚上班不久，全县各乡镇就都停发了乡镇补贴、下乡补贴等绩效工资。绩效工资停发后，乡镇干部每月到手工资只有不到3000元。
县乡政府、基层干部与工程队或企业之间的信用透支
项目式供给是县域发展的普遍模式。项目竞争一方面需要地方治理主体进行资金配套，另一方面，许多项目的申请都要求手续“先建后补”、资金“以奖代补”，即先开工建设，再补办手续，建成验收合格后获得项目资金拨付。这种模式，使地方治理主体能够将一个大的项目拆分成很多小包，地方治理主体不仅有了选择由谁来承包工程的空间，还能赚得上级项目经费和实际建设经费的差价，这个差价也成为了地方治理主体自主配置的资源，为地方治理主体与工程队、企业之间的合谋提供了较大空间。为了推进项目的落地，地方治理主体有必要与包工头和企业家搞好关系，以个人名义担保包工头和企业家：先开工建设，等项目资金下来之后，将不光能收到工程款，还能从中获利，或者获得更多参与其他项目的机会。
比如在陕西调研了解到，村里的项目通过财务运作，不同项目之间经费可以挪用，其实里面空间很大。尤其是基础设施类项目，区里干部说，利润空间有时可达50%。那里的村干部用私人的名义与包工头签合同，因为包工头不愿意跟村里签。包工头知道给村里或者政府做工程，工程款要拖很久，最后找不到人。但是跟村干部签，就有具体的债权人。参与项目的包工头其实大多是与村干部交好的工程老板，村干部跟他们软磨硬泡，做工作，他们才同意接项目。所以这类村级债务实际是私人债务，但做的又都是村集体的事情。
比如在贵州调研了解到，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空间，基层干部会尽量想办法控制成本，以至于项目经费一般都会多过实际开支。但是由于项目资金的拨付周期太长，而银行利息又要按时偿还，最终导致利润空间被时间挤压。工程队的包工头和企业老板只有等项目经费慢慢拨付下来，再从中谋利。有些工程队老板最后也学聪明了，他们知道项目资金拨钱慢，就在开始与县乡村打交道时提高报价，以此来对冲时间对利润空间的挤压。大部分包工头或企业老板都没有选择上访，或像六盘水的女企业家那样选择自媒体爆料，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这样的村级负债只是暂时的，相信政府的项目经费总是会给他们的，而他们还是可以从中赚钱的。
但他们与基层干部的信用，会在等待中不断被透支。六盘水女企业家的选择，是这种信用彻底崩盘后的必然结果。导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终于意识到：政府的项目经费根本不可能兑现了，地方政府成了当地最大的“老赖”；或者项目经费少于实际建设资金，经费数额根本不够抵债，因而这种债务无法化解了。
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的信用透支
基层调研发现，农民在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达与其后续的实际行动不一致的“反悔”现象越来越多。
在鄂中C村，村书记召集村民开会，征求村民对于修路的意见。在会上，几乎所有村民都对修路表示口头上的话语同意，愿意为公共利益的达成而让渡自己的私人利益，比如自家承包地被占且不获得任何赔偿，因为村书记一再强调“修路是大家自己的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最终是相统一的。但是，到后来开始占地修路的时候，原先在大会上形成的话语合意又变得千疮百孔，一些曾经表态“同意”的村民守着自己的承包地不让工程队入场，表现出实际行动上的不合作。为了解决移居集中规划的“新农村”联排别墅区的村民在家中放置农具和小型农用机械的问题，村书记召集村民开会商议在每户别墅背后统规自建“附属杂物房”的问题，重点是商量出杂物房的面积、高度、瓦片颜色的统一规划方案。经过村民的集体讨论，最后确定了瓦片的颜色，规定杂物房统一按照长10米、宽3.5米、高4米的建筑规格自建。然而有村民反映，“一些人在会上明明商量好的，后来实际做的又不一样”，“有些人做小动作，想方设法扩大杂物房的面积”。
村民解释这种“反悔”现象增多的原因，都提到基层干部和地方政府现在就缺乏公信力。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曾有480多个人民政府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包括村一级村民委员会），其中是地方政府的为100多个，不乏包括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核心区等。有的地方政府上榜不止一次，郸城县宁平镇人民政府、郸城县李楼乡人民政府分别“上榜”3次。而信任是相互的。村民说：“政府许诺过的，答应好好的，后来突然反悔呢？”“自从我家经历过拆迁以后，乡镇干部、村干部的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是谁先诚信缺失、朝令夕改的？”“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子女。”
然而，基层干部总结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则是“你太公正，老百姓觉得你不可能”。基层干部“公”的身份不被民众所信任，成为导致基层干部丧失价值感的重要原因，使基层干部陷入“流汗又流泪”的困局。比如，C村的村书记以村干部的身份，引进项目资金建设梨大棚和葡萄大棚，租给村民种植经济作物，并为所有种植户联系了3元/斤的统一收购价。但种植户总觉得村书记的行为背后有私心。一旦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就有村民宣称“种了卖不出去，都倒到书记家里去”，或者自己联系到愿意出3.1元/斤收购价的商贩，就怀疑村书记从中贪了钱。村书记为此只有“自己抽一根烟，喝一杯酒，很伤心”。
事实上，之所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近20年来逐渐进入一个权力向上集中的周期，就是因为“一放就乱”的各种事件不断透支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基本信用。文牍主义、痕迹主义、以“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为隐喻的全过程监督管理，以及以透明化为指向的问责制度，都是行政体系内部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缺失基本信任的重要表现。行政体系内的不信任蔓延和扩大到社会，也是造成体制内外对基层干部“公的身份”的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分析，大略呈现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主体逻辑：（1）县级政府失信于银行、企业和乡镇政府，（2）乡镇政府失信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工程队，（3）村干部失信于工程队、村民，（4）村民失信于基层干部。
“无赖化”行为从县级政府一直传导扩散到基层社会的最末端，信用透支大有形成连锁反应之势。然而，并没有哪个行动主体天然就是“无赖”，他们只是被裹挟在催生“无赖化”行为的结构当中，他们的失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透露出深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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